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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格创始人马福元离世,华强北传奇如何继续?

来源:南方日报责任编辑:王军发布时间:2015-06-24

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、2008年被中国电子商会授牌“中国电子第一街”的深圳华强北商业街,正在与互联网、创客有效对接,向“中国第一智能硬件创新圈”、“国际创客天堂”转型升级。

“他希望用赛格这个支点,撬起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地球”

马福元远去 华强北续写传奇

熙熙攘攘的华强北,这些天因为“深圳创客周”的举办再度受到外界关注。福田创客汇、国际创客论坛、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、赛格创客中心……来自全球各地的创客们汇集深圳,因为这里有全球最完备的硬件供应链,因为“中国电子第一街”华强北的存在,深圳成为创客眼中最有魅力的城市。

华强北人头攒动。它的繁华与一位老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而就在创客周前数天,这名老人却因心脏、肝肾器官衰竭,走完了他84年的一生。他就是赛格集团创始人、原董事长、深圳电子工业和“华强北电子一条街”的主要奠基人——马福元。

6月8日,得知马福元去世消息后,远在米兰的王石第一时间在微信上写道:“惊悉马老去世,音容历历在目。致哀。精神永在。”

6月11日,省委副书记、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,市长许勤看望慰问了马福元的家属。12日,李灏等深圳市老领导以及全国200余名企业家代表一同为马老送行,悼念这位为深圳电子工业“杀出一条血路”的时代先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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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天命之年南下深圳

为特区建设“二次创业”

“他来之前就做好了可能失败的心理准备,也多次跟我提到,万一不行,以后就在深圳开个‘马福元饺子馆'”

“华强北现在是‘名声在外其实难副',档次还是太低。30年前,我们创造了‘中国电子第一街'的辉煌,30年后我们还要再大干一场!”这是两年前,本报记者在采访马福元时,他说过的话。当时的马福元已是82岁高龄。

马福元和深圳的渊源,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,当时他还是电子工业部的党组成员、办公厅主任。彼时,深圳经济特区刚刚建立。关于特区要怎么办,要发展什么样的产业,深圳的主政者们还没有清晰的认识。

1980年,马福元所在的电子工业部,由副部长刘寅亲自带队南下,与深圳市委主要领导梁湘、周鼎等人交换意见,商讨深圳的定位问题,最终提出深圳应当将“电子信息产业”作为工业的主导产业来发展。

“深圳面积小、资源少、工业基础薄弱,发展重工业肯定是不现实的;再看轻工业,当时的香港、台湾地区发展势头都太猛,深圳几乎没有什么机会,只好选择将电子产业作为发展重点。”深圳市电子商会副会长程一木说。

不过,电子产业作为高科技产业,人才是成败的关键,而深圳当时并不具备这个条件。此时,梁湘便给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递交一封聘请信,希望中央部委能够派一名领军人物,指导深圳的电子产业发展。

据马福元夫人孙杰回忆,在当时的电子工业部,有能力并愿意南下的干部并不多。“老干部们大都经不起颠簸,还有一些人觉得,做京官肯定比去拓荒更安稳。而马福元相对年轻,也很有想法,所以就被部长直接‘点将'了。”

事实上,马福元当时也已50出头,南下深圳无异于“二次创业”。而一旦深圳的试验不成功,也势必会耽搁仕途。但对于这一安排,他倒是欣然接受。孙杰认为,马福元其实更喜欢具体事务,“办企业可能比在机关对他更有吸引力。”

而且在孙杰看来,这个在“文革”期间蹲过监狱、工作之后历经生死的东北汉子,天生就不怕失败。“他来之前就做好了可能失败的心理准备,也多次跟我提到,万一不行,以后就在深圳开个‘马福元饺子馆'。”

“我们都是‘不安分'的共产党员。”孙杰说,马福元曾多次和她表达过这样的想法:只要不违反国家利益和法律,有利于市场发展和经济活跃的事,他都会去干。“哪怕是政治上扛不住,相信过些年也一定会被平反。”

既然抱定了来深圳的决心,马福元就丝毫没再动摇过。而这个决定,也最终影响了他的后半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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艰难整合百余家企业电子产业集团军初成

“1990年前后,我代表部里来深圳调研,第一次接触赛格,也是第一次见马福元。赛格给我的印象是,这个企业机制很新、很有活力,与我去过的那些国企不太一样”

在受聘深圳前的1983、1984年,马福元也曾带领电子工业部规划组前往深圳调研。此前由于特区的优惠政策,这里吸引了各路人马和投资商前来深圳落户。其中开办最多的是电子企业,这些企业中有国企,也有合资和外资独资企业。

《深圳财富传奇》作者段亚兵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:“深圳当时仅收录机厂就56家,做电脑的有80多家。这些企业缺乏统一规划,条块割据十分明显,形成了多头领导、分线管理、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局面。”

由于这些企业小而分散,形成不了气候,因此,电子工业部和深圳市领导的一致看法是,要将这些小电子企业组织起来,抱团出海。

据程一木回忆,“当时内地的电子企业基本都是国企,由各地电子局主管。而深圳有很多外资企业,后来又有民营企业,他们基本没人管,所以这个时候,就想到由一个大公司来整合这些资源。”

当时,由马福元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深圳电子集团承担了这项工作。然而整合工作并不那么简单,也有企业担心这是“大鱼吃小鱼”。为此,马福元对参加集团的上百家公司采取了自愿加入、自由退出的方式,这才打消了大家的顾虑。

“把100多个单打独斗的企业整合起来,真正有效的粘合剂只有一个,那就是利益,这个集团不是吃大锅饭的团体,也不是靠行政命令指挥的组织,只能是利益分享的平台,集团领导只能是为成员企业服务的公仆。”段亚兵在书中写道。

1986年,100余家企业整合后更名为赛格集团,聚合效应很快显现。比起单个小企业,整合后的公司更有条件开展外引内联。各企业也从集团得到很多优质服务,包括资金筹借、办证、培训人才等等,因此大家的积极性越来越高。

据统计,到1987年,赛格集团的工业总产值已达到20亿元人民币,销售收入达到15亿元人民币,外销收入达到1.5亿美元,分别比1985年增长了105%、106%和292%。赛格已经成了深圳乃至全国的“明星企业”。

程一木就是在那个辉煌年代加入到赛格的。此前,他同样在电子工业部工作。“1990年前后,我代表部里来深圳调研,第一次接触赛格,也是第一次见马福元。赛格给我的印象是,这个企业机制很新、很有活力,与我去过的那些国企不太一样。”

受马福元的感召,此后全国各地的高材生纷纷被赛格招致麾下。程一木也放弃了部委公务员的工作,投身到特区电子事业发展中,一干就是20多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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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办赛格配套市场催生电子一条街

“电子配套市场的组建,由于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,外界也有争议,但深圳却一路放行”,“假如没有当年的配套市场,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电子一条街”

在不少人的记忆里,上世纪改革开放初的80年代,是一个火红的年代,激情燃烧的年代,更是一个劳动人民扬眉吐气的年代。马福元当然也不只满足于把赛格办成一家造福一方的企业,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,就是要振兴中国的民族工业。

马福元希望用赛格这样一个“支点”,撬起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“地球”。而当时,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,对赛格的扶持都很有限,尤其是财力方面。因此,马福元只能借助一股更原始、更有效的力量推动赛格往前走,那就是紧跟市场。

据一些早期企业家回忆,当时的深圳电子产业在马福元带领下,虽已逐渐走上正轨,但制约企业发展的短板也很突出,其中一个问题是:电子元器件不能配套,所属的电子企业很难在深圳采购到,这对于生产型企业来说是个致命伤。

“在当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,电子元器件实行配额采购,企业需要拿到批文才能购买相应的产品。所以我们常常为了诸如电阻、电容之类的小元器件,不远千里跑到北京。有时候等把批文拿到,订单已经过时好久了。”

凭借此前在日本秋叶原电子市场考察的经验,马福元敏锐地捕捉到电子元器件市场的先机,他希望为这里的一些没有元器件配额采购指标的中小企业,提供一个交易市场,并通过市场经济手段,带动产业勃兴。

“他觉得人要有精神气,尤其是对外打交道时。而他本人也很注重仪表,每天都要刮胡子,出门前必须穿着整齐。这些都是跟他看过的外国企业学来的,后来成了赛格的企业文化,现在都已经司空见惯了。”孙杰说。

另据一名赛格集团员工回忆,马福元还很善于做感情投资,在任的时候,所有员工的生日都有统计,每个月都有生日餐,公司领导也会去。所以在赛格,上下级关系比一般的国企更简单。“领导们都比较亲民,这也主要是受他的影响。”

马福元的个人魅力,曾影响了一批赛格员工。深大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魏达志对此感受最深。在他眼中,马福元是一个非常敢于用人的领导,尤其是对年轻人,只要有才华就会被重用。魏达志早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,几经辗转后进入赛格,当时是在集团经理办工作。

对于这样的高材生,马福元格外关照,经常将其带在身边。“一次马总安排我到厦门召开国务院的电子规划保密会议,有很多部委领导在场。我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,在会上提了很多意见,后来自己也觉得有些话说得不得体。”

“不过,我把事情告诉马总后,他不仅没责怪我,还鼓励我说,‘我派你去就是让你提意见的。”听到这样的话,魏达志十分感动。

魏达志在赛格工作期间,马福元曾多次力排众议,将很多重要稿件、文件以及全集团的工作总结,交给他这个年轻小伙子操刀。为了不埋没他的才华,还一度将他连升3级,从最基层的员工提拔为副科级干部。

最让魏达志感动的是,当年他曾一度身患重疾生命垂危,而当时国企并没有大病报销机制,“马总当时很关心我,就从集团下拨了5万元专款给我治病,救了我一命。”在马福元遗体告别仪式上,魏达志致悼词时,数度为此痛哭流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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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环之下也有失意之时许多超前想法难落地

“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,他就提出要仿效西方现代企业制度,建立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;为了调动员工积极性,当年马福元甚至提出要搞员工持股计划”

马福元的人格品行以及他对这座城市的贡献有目共睹。深圳经济特区30华诞之际,深圳市长许勤走进马福元家中与他促膝交谈,称赞他具有战略眼光和改革创新精神,感谢他对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所做的开创性工作。

当年,马福元被评为“深圳改革开放30年30位杰出人物”之一。在一些人看来,和所有的深圳特区拓荒牛一样,马福元与这座城市的共生共荣,能够称得上是“时势造英雄,英雄造时势”。

不过,英雄也会有不如意的时候,尤其是当一个战略家的想法,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承受力,受到外界误解时,势必会留下遗憾。至少在孙杰看来是这样。

“他主掌赛格的那几年,并不只是鲜花和赞美声,他的很多超前想法,当时也有很多人不理解,没能得到很好的执行。”孙杰举例说,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,他就提出要仿效西方现代企业制度,建立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。

“他早就意识到企业对外开展业务时,党委书记的身份不方便,所以要改变现有制度。虽然这是一项国企管理体制的重要改革,但当时却一波三折。”

为了调动员工积极性,当年马福元甚至提出要搞“员工持股”计划,后来也未能推行。而事实上,即使在今天,员工持股依然是国企改革的难上之难。

另外,当时赛格的经营状况也并非没有问题。“公司营收虽然高增长,但主要靠负债经营。”据一名亲历者介绍,当时的国企几乎都靠负债经营,虽然这只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选择,但对赛格来说,确实背上了沉重的包袱。

不过,对于这个项目,外界当时有较大的分歧。随着1993年人事变动,这个项目最终未能落地。在记者早前采访马福元时,他不止一次对此痛心疾首。

他认为,如果这个项目实现,赛格就能够掌握电子行业的最尖端科技,从而打破欧美对我国的技术封锁,将中国的追赶过程缩短8—10年。“如果项目成功了,华强北的芯片走私问题,可能也不会像后来那么猖獗。”孙杰说。

马福元退居二线之后,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线。“他还经常跟人谈项目,隔三差五找我们商讨一些问题,对现在的赛格也很关注。”程一木说。而据其家人介绍,只要不是刮风下雨或者身体不适,马福元几乎每天都会到华强北转悠一圈。

“他没有年龄概念,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是80多岁的人,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再去调动那么多的资源去干事了。”孙杰讲道。但对于华强北、对于深圳的电子产业,马福元始终还想着发挥余热,尽管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29年前,马福元在华强北创办深圳电子集团(赛格集团前身),一手开启了华强北商圈的繁荣进程。而近年来,当华强北这艘“电子航母”遭遇产业升级换代的困扰时,这位高龄老人再度陷入忧思。

2012年12月,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深圳,再次点燃了他心中的熊熊热火。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他和记者见面时说过的那番话。他希望在有生之年,在华强北建设一个国际电子城,打造高端物业,走精品化道路,筑巢引凤。“和创办电子配套市场一样,其实还是想学习国外,但现在已经没法实现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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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强北商业街简介:华强北商业街位于深圳华强北路,其前身是生产电子、通讯、电器产品为主的工业区,拥有厂房40多栋。随着经济发展,成本升高,工厂外迁,商场入驻,使华强北区域功能发生变化,市区政府及时把握住转变的契机,1998年开始对华强北商业街进行改造,变成深圳最传统、最具人气的商业旺地之一。[详情]